一晃31年，他从一个初出茅庐的医生，变成了在哈佛、麻省理工多所世界一流高校任教的医学领域泰斗。但他在中国的“长征”从未停步：这一次，他跟着普陀区中心医院去了长征镇，上门调查职业、运动、饮食及一系列生活习惯对居民健康的关联。
这项研究与大卫一项持续31年的研究密切相关1981年，大卫来到中国，与当时的上海纺织第一医院（现普陀区人民医院）、上海第一医学院（现复旦大学医学院）共同确立了一个研究课题纺织工人接触棉尘、内毒素及其与慢性肺功能下降的关系。这项工作直到今天仍在继续，被业界称为史上对接触棉尘工人进行观察时间最长、病例数最多的前瞻性定群队列研究。
31年的“长征”
在78岁的姜玉芳脑海里，大卫就是“那个黄头发，瘦瘦高高的男小孩”。姜玉芳是上海第一棉纺厂的老员工，她记忆中闪回的片段是，“那个男小孩”在车间挂上了“炮筒”，据说是检测车间棉尘的；每天起码有两次出现在纺织工人中间，用简单的中文问候过后，让他们对着一个白筒吐气，“很认真负责，没有一点架子”，30多年过去，这些还停留在姜玉芳的脑海里。
顺着姜玉芳略有些泛黄的记忆，在1981年的上海某处每天都会看到这样的场景：清晨4点，13路正停在第一棉纺厂的正门口，大卫出现在上海第一棉纺厂的车间里，帮着早班工人对着肺功能仪准确吐气。早班从5点开始。要为每一个工人留下数据，大卫不得不提前一个小时到工厂。再前面的一个小时，他要从上医大的学生宿舍内出来，转三部公交车，因为长期是“头号乘客”，不少司机师傅都认得这张洋面孔。
姜玉芳并不知道，这个“男小孩”在上午离开棉纺一厂后，还要横跨上海赶到棉纺二厂、还有杨树浦路的丝绸厂各收集一圈数据共有447名棉花纺织工人和472名丝线工人是他的调研对象。她也不知道大卫会在“炮筒”里定期收集样本，送到美国去检测，这些研究前后所用的经费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大卫从美国争取到的资助。在30多年对上海市纺织工人的追踪“长征”中，大卫统计出了棉纺厂工人棉尘病患病率，提出了车间空气中棉尘最高容许浓度为3mg/立方米这一标准被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标准制定的重要依据。
大牌教授永远没架子
80年代的上海纺织工业密集，有着最庞大的纺织工人群体。但当时国内还很少有人注意到工作环境与这个群体健康状况的关系。这是大卫来中国的原因之一：要做别人没有做过的事，尽管他要因此离开波士顿老家，离开8-10万美元的年薪。
但他还是来了，因为社会主义的东方国家对他有着无穷的吸引力他读鲁迅、知中国史，得知中美开放文化交流，以职业病研究为大学专业的他马上报了名，要为那里的人民做点事情。他带来了最先进的设备及试剂，提供给国内的科研人员；他指导建立了一支专业的流行病学调查队伍，将美国先进的技术与科学理念引入到对上海人群的研究工作中。
普陀人民医院呼吸科主任杭晶卿在美国见到大卫的时候，大卫已是流行病、职业病研究领域的泰斗。但大卫的开场白里未谈身份，也没说专业，却谈起了胸前的一条领带，“这是那一年上海丝绸厂厂长奖励我的。”杭晶卿恍悟，这是当年的老厂长出于感激“开了个后门”批准大卫买的。
如同这条领带，对于上海和中国的情结，大卫一直系在心头。杭晶卿的记忆里有着许多箱子，里面或是DNA试剂，或是一些研究需要的其它耗材，都是从大卫的哈佛实验室邮寄过来的，无需任何费用，里面甚至包括“比黄金还贵”的诊断哮喘的支气管激发试验所用的乙酰甲胆碱。
如今，大卫已经60多岁了，还是会定期到中国来对研究对象回访，费用自担。他走遍了中国20多个城市，而只要在中国，他的邀约“门槛”就极低：有人请他讲课，自己订好机票就去了。探讨业务时，也不用对这位大牌教授有所顾忌这位权威人士带来的调研问卷、研究方法如果不合上海习惯，照样可以驳回，杭晶卿说：“他对待科研的态度非常严谨，而对我们永远没有架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