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文称：“过去10年，随着美国经济状况的改善以及投资者对自由市场抱有信心，在世界500强企业名单中，美国企业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取代中国企业。”彭博社收集的数据显示，在世界500强企业中，以苹果公司和埃克森美孚公司为首的美国企业占171席，总市值达到10.6万亿美元，占500强总市值的40.3%，而2009年时有159家美国公司上榜，总市值为8. 24万亿美元。以中国石油(9.05,0.01,0.11%)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工商银行(4.22,0.07,1.69%)为首的24家中国上榜企业市值为1.74万亿美元，比2009年时的34家和总市值2 .19万亿美元有所下降。“尽管中国政府引导经济持续增长，而美国经济在过去4年增长乏力，但中国在世界最大企业排名中的份额还是在减少。标准普尔5 0 0种股票数据在20 09年3月跌到12年来的最低点后翻了一番，与此同时，由于人们担心企业的国有性质意味着投资者不拥有优先权，上证综指下跌了6 . 5%。中国企业的估值降到了美国企业的一半。”“更快的增长速度并没有得到回报，自2009年年底以来，中国企业的总市值下跌了9%，而美国表现最好的股票上涨31%。”
这到底是为什么？
企业经营的好坏看什么？毫无疑问，要看企业产出扩张速度。企业实际产出扩张速度很快，就说明企业经营形势很好。企业的产出扩张速度是和国家GDP的增速紧密关联的。
一般说，只有企业的产出扩张速度增快，才能导致国家GDP增速加快。中国GDP的增速在2010年第一季度超过12%，此后一直下滑，直至2012年第三季度的7.4%。2 0 11年年末，世界银行[微博]给出了关于中国GDP增速的一个研究成果：中国2010年和2011年两年推动经济增长最主要的因素不是要素的扩张，也不是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而是货币估值因素。货币估值因素占了这两年经济增长的55%。假设世界银行是对的，那么2011年增长的55%是由于货币估值带来的，这似乎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宏观经济形势那么好，国家统计局给出了9.2%，修正后达到9. 3%的GDP增速，而每一个企业在经营过程中都觉得经营非常困难的问题。将此9.3%中的55%去除，大约剩了4.2%。换言之，2 011年落实在实体经济上的扩张只有4.2%，且其中还包括了房地产市场的扩张。这说明企业的实际产出扩张不好，所以企业对经济环境的感觉是非常困难和艰辛，而国家在宏观层面感觉还不错。这深层的原因不完全是统计局的问题，而是自有其内在的规律性。面对这样的形势，不可能使大量的资源继续集中到一些无效率的资产中去，所以必须要对资产市场进行调整。
于是，2011年的经济工作会议就提出，要以实体经济发展作为中国2012年经济增长的主要支柱。问题是资产经济向实体经济过渡并非易事，其间亦蕴含巨大风险，特别是转变的初期是要以经济增速下降为代价的，而经济增速下降得如此之快又是始料不及的。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后，如此前之分析，进入2012年第四季度，中国经济逐步企稳，进而温和回升。
中国是实施产业政策较多的国家，对产业结构、组织及创新均有渊源深广的影响。当前，企业转型发展进入关键时期，核心是由投资扩张规模转向创新驱动，但许多产业政策却严重制约企业转型，故而，要促进企业转型，应先调整产业政策。
首先，调整应使产业政策聚焦到真正影响企业转型和产业升级的关键环节上来。从“十一五”到现在，国务院先后出台《关于加快振兴装备制造业的若干意见》等一系列产业结构政策，使得“加快”、“促进”或“推进”发展的战略性重点产业越来越多，“基础产业”、“支柱产业”、“核心产业”、“先导产业”、“新兴产业”，国家政策支持的战略重点产业层出不穷，直至重点太多，多到没有了重点。泛化的产业结构政策不利于企业转型和产业升级。
截至目前，中国真正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仍然是传统产业，比如纺织产品加工量占世界一半多，出口额占世界三分之一以上，是名副其实的纺织大国。纺织是“中国制造”的重要标志，却面临国内成本上升和国际市场竞争压力加剧的双重挑战，转型升级任务紧迫，空间巨大。但由于贴不上“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或“高端服务业”等标签，而不被重视和支持，几乎成为淘汰对象。泛化的产业政策不符合产业发展规律，导致新兴产业发展步入歧路。在发改委要“抑制”的“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问题”突出的领域中，多晶硅和风电设备这样的新兴产业赫然在列。一边鼓励“加快发展”，一边治理“产能过剩”，这种自相矛盾的政策，暴露出新兴产业发展偏离了创新驱动的发展轨道。门槛低、进入快，一哄而上，市场尚未启动，技术没有突破，商业模式没有形成，“新兴产业”还没有发展起来，就产能过剩了。事实证明，产业结构政策宜缩减宜聚焦，实质性的体制改革比倾向的鼓励引导更重要，产业政策应当以相关环节的制度创新为着力点。
其次是产业组织政策宜逐步放弃，不再干预企业竞争。中国的产业组织政策以规模为导向，强调“上大关小”、“上大压小”，直接干预市场竞争。无论是在企业重组、项目审批还是提高产业集中度过程中，都直接用行政手段直接干预，这种以规模为导向的产业组织政策扭曲企业行为，不利于企业转型发展。
企业转型发展的核心是由过去的投资驱动、规模扩张转向创新驱动、提高效益，以规模为导向的产业组织政策却助长甚至“迫使”企业投资扩张。尽管产业政策以治理“产能过剩”为出发点，但“上大压小”导致新增产能速度远远大于淘汰落后的速度。只有足够大的项目才有“可批性”，要发展就得上大项目，否则就会被淘汰。企业为了能获得新项目开工的审批，必须“收购”到足够多的“落后产能”进行“淘汰”，使落后产能也身价倍增。“上大压小”，“淘汰落后”根本没给企业留出搞创新的时间，投资扩大规模，上新项目、上大项目才是企业第一要务，“产能过剩”由低端设备、落后设备的“产能过剩”转变为高端设备、先进设备的“产能过剩”。
事实上，中小企业在创新上最具活力，在国家创新体系中有独特作用，而以规模为导向的产业组织政策严重忽视甚至抑制了中小企业的发展。直到近期，扶持中小企业才开始进入政策视野，但支持大企业仍是主流。尽管中小企业的发展开始受到空前重视，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密集出台，“重大轻小”的政策环境正在发生改变，但产业组织政策尤其不利于中小企业和新企业发展，已成为制约企业向创新驱动转型的重要障碍。所以，一般改变不行，应彻底放弃，从而使政策导向有助于进一步强化公平竞争和激励创新。
最后是产业创新政策应进一步加强。产业创新政策一直以侧重资金支持和项目带动为主，对企业转型的激励和压力不足，虽对扩大产业技术来源、降低技术引进成本有一定作用，但不能促进整个产业实现创新驱动转型。
与产业结构政策和产业组织政策相比，产业创新政策明显偏弱，多是对科技政策的配套、落实及补充，缺乏有效的政策工具，没能给企业创新发展和产业升级带来足够的压力和动力。而发达国家在能源、环保、健康、安全和消费者保护等方面不断提高市场准入标准并严格监管，迫使企业不断采取新技术，使之成为推动企业创新的重要动力。标准是影响技术需求和供给的重要因素，必须不断提高产品的市场准入标准和监管力度，以促进传统产业更新改造、转型升级，绝不能只有爆发了严重产品质量安全事故后，才重新审视产品标准。过低的产品标准制约新技术推广应用，会使新产品没有市场空间。实现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目标，政府不能代替企业决策，更不能插手企业生产，只有通过不断提高产品的市场准入标准来体现政策目标，把转型的压力有效的传递给企业。政府应致力于为企业构建有利于创新的市场环境，通过制度变革，疏解转换成本，促进新兴产业发展。
新兴产业是创新驱动的产业，要通过新技术产业化和新产品大规模进入市场来实现新旧产业更替。政府管理模式需要转型，甚至要不断“试错”，如电动自行车、电动汽车上路，要对相关交通规则、驾驶员资格、事故责任认定原则等进行必要的调整和完善；风电、太阳能发电上网，要改变已有的电力调度规则，甚至要改革已有的行业管理体制等
